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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诺！”

    “启奏天家，我中国之地，自古以来便实行以土地税（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）为主，以商税(包括关税与市税)为辅的制度。这一税制，早在周天子时期便已经出现，到了前秦时期已渐趋完备。”

    “前秦典籍《周礼·大宰》有云：以九赋敛财贿。九赋即指邦中、四郊、邦甸、家削、邦县、邦都、关市、山泽、币余等九种赋税。不过在前秦吞并天下之前，诸侯各国纷争不断，而各诸侯国却相继实行“履亩而税”的田赋制度。如齐国的“相地而衰征”，即根据土地的好坏或远近分等级征收田赋；鲁国的初税亩，即不分公田、私田，均按亩缴纳租税；楚国的“量入修赋”，即根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；郑国的“作丘赋”,即按田亩征发军赋。而后各国为了应付战争支出需要，争相进行赋税制度的改革。例如秦国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，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，按土地多少征收田赋，按人丁征户赋。鼓励耕织和分户，对耕织收入多的，免其徭役；一户有两个以上成年男丁而不分家的，要加倍征收其赋税。这些改革，促进了民间商贸的发展，增加了朝廷的收入，为以后前秦统一六国积攒了充实的国力！”

    “而始皇帝兼并天下，便颁布了：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，令所有大户和有田的农民自报所占有土地的数额，规定每顷土地缴纳饲草三石、禾秆两石。如隐报土地，少缴或不缴租税，要受到惩处。乡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而不上报，也以隐匿田亩论处。除田赋外，前秦还征收包括户赋和口赋在内的人头税；并征用大批民夫,如服役于郡县的“更卒”,服役于中都官的“正卒”，以及屯戍边境的戍卒。由此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沉重。”

    “如今我大汉的赋税承袭秦制，但鉴于前秦灭亡的教训，减低了田赋的税率,先规定十五税一,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。除田赋外，还另有“算赋”、“口赋”、“更赋”等人头税。算赋开始于高祖四年，民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均出算赋钱,  一百二十钱为一算，贾人及奴婢加倍,出二算。到了惠帝六年减轻算赋三分之一。口赋是未成丁的人口税，孝武皇帝在位期间朝廷对外用兵频繁,导致国库匮乏,于是令民三岁至十四岁出口赋每人二十三钱。”

    “此外，朝廷还规定民二十岁开始服徭役，到五十五岁免除，不服役的可一个月出钱二千，谓之更赋。此外，朝廷还征收户赋，户赋是在封君食邑内对民户征收的一种税，每户二百钱，供封君列侯享用，不直接列为朝廷的收入。”

    “到了如今，在朝廷的收入之中，主要税收是田赋和人头税，另有名目繁多的商税和山木等杂税。其中包括有对商贾手中积存的钱财与货物征收“算缗钱”，对车船所有者征收“算车船”；对买卖的马牛羊等牲畜征收牲畜税，盐、铁、酒税（或专卖）等；还有货物通过税即关税和对市肆、额征收市租。”

    大司农耿寿昌洋洋洒洒说了大半个时辰，天子刘洵听得非常认真，也肯定了自己的想法：大汉朝廷征收的商税太少了！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即便是民间商贸大兴，朝廷也征收不到多少税赋，大头都被民间的门阀士族和豪强收入囊中了，天子刘洵意识到自己的富国强兵之策并没有达到目的，反而让那些豪族变得越来越肥！

    接着，少府卿霍利也为天子刘洵解说了一些关于朝廷赋税的情况。

    早在前秦时期便有成文法典《秦律》，其中有关财政税收的法律有《田律》、《厩苑律》、《金布律》、《关市律》、《仓律》、《工律》、《徭律》等。对征税的对象、品目、税率、纳税人、处罚等都有明确规定。

    而大汉在秦律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完备。当年孝武皇帝任用张汤、赵禹等人制定的律令就有三百五十九章之多，对执法犯法官吏的制裁也更加严厉。

    魏、晋、南北朝和隋唐时期，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。到了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,随着均田制的破坏，土地兼并之风日盛，在不断清丈田亩、整理地籍的基础上，逐步实现地、户、丁税的合并征收，并加强商税和盐、茶、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，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

    听了许多之后，天子刘洵不由得想到了后世历朝历代的赋税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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